文洁若：周作人之死（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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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的周作人

后来的“文革”抄家就发生在周作人身后的这座房子里

1950年代末直到“文革”前夕，由于工作关系，我曾与周作人有过频繁的联系。

1952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向周作人组稿，请他翻译希腊及日本古典文学作品。1958年11月，出版社指派我负责日本文学的组稿、翻译工作，同时，向我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约周作人及钱稻荪二位翻译别人不能胜任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当时，他们在出版社算是编制外的特约译者。

从1949年到“文革”为止的17年间，周作人的生活虽单调平淡却是稳定的。他每天伏案翻译，唯一的乐趣是偶尔和寥寥无几并同他一样潦倒的来访的友人闲扯一通。其中，过从较密的就是头上也戴了文化汉奸帽子的钱稻荪。

周作人总是按月向出版社交稿。当时，出版社按月预付给他稿费200元，1960年1月起，增加到400元。但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从9月起，预付给他的稿费又从400元减为200元。好在他那久病的老伴已去世，否则付医药费会给他带来困难。周作人哪里知道，这次的减半，其实就是风暴的预兆。

周作人夫妇访问日本抵达东京的情形

1966年形势急转直下。出版社的业务陷于瘫痪。当时的“革命”措施之一，就是自当年6月起，停付周作人的预支稿酬。这项经济来源断绝后，周家就靠周作人长子周丰一夫妇的工资来维持。

8月22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家，砸了周母的牌位。到了24日早晨，红卫兵索性把房子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

周家的后罩房正对着“老虎尾巴”——即正房后身加盖的一大间屋子，当天晚上一批红卫兵就占领了这间屋子，以便监视周氏一家老少。于是，周作人只好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下，就这样过了三天三夜。幸而他们还有个老保姆，给他们做了点简单的吃食，悄悄地送来。

及至下起雨来，周作人的大儿媳张菼芳便硬着头皮去找红卫兵。她央求说：“我们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给我们个安身的地方吧。”这样，周作人才被允许睡在自家的澡堂里。

不久，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作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图关进“牛棚”。半个月后，张菼芳目睹老人的凄苦，于心实在不忍，就向红卫兵求了情，算是在漏雨的小厨房的北角为老公公东拼西凑搭了个铺板床，让他卧在上面。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15元，周作人是10元。他们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黑间白日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

九、十月间，周作人曾两次交给张菼芳写好的“呈文”，叫她背着红卫兵交给派出所。两份“呈文”都很短，内容差不多，大意是：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也许他在万念俱灰中，还存着侥幸心理：希望驻地派出所的民警将他的问题反映上去。但希望是落了空，“请准予赐死”的“呈文”交上去后，就石沉大海。

1967年5月6日早晨，张菼芳照例给公公倒了马桶，为他准备了一瓶开水，就上班去了。这一天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了看。只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赶紧打电话给张菼芳，把她从学校喊了回来。

张菼芳奔回家后，发现82岁的公公浑身早已冰凉。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来不及穿就溘然长逝了。在当时的情形下，家属不可能把遗体送到医院去查明死因，只好匆匆销了户口，火化了事，连骨灰匣都没敢拿回来。

（摘自《回望周作人——知堂先生》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洁若）

20世纪50年代 周作人与其孙子合影

周作人为什么没有去台湾？

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都已结束，共产党胜局已定，解放军饮马长江，南京政府眼看就要垮台。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以汉奸罪被判徒刑的周作人才得以获释。但这时，南京城里已是人心惶惶。

周作人出狱的那一天，居停主人就连夜逃往上海，丢下周作人一个人住在他的房间里。好在第二天，周的学生尤炳圻父子来接他赴沪。但车站上也是一片混乱，周作人是在尤氏父子的帮助下从车窗里爬进去的，不吃不喝，不拉不撒，在火车里呆了24个小时，这才到达上海，情形颇为狼狈。

到上海后，周作人在尤炳圻家寄寓了198天。这段时期，对周作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考虑何去何从。上海解放前夕，胡适过沪逗留，曾两次约见周作人，都被他回绝了。胡适又托人转告，建议他去台湾、香港，并保证他有教授职务，也不为他所接受。

但这并非周作人对共产党有认识、有感情，也不是什么爱国情怀，故土难舍，而是别有原因。前几年，有人将周作人的下水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挂在一起，那是曲为之辩，殊属不伦；又说是共产党向他做过工作，叫他不要走，那也没有什么根据。

不错，周作人曾经多次帮助过李大钊的后人，那是属于私人情谊，而非对于主义的信仰。周作人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也有一面之缘，但那是多年前的往事了。那时，周作人是北京大学名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管理员，一个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青年，所以毛泽东到八道湾拜访周作人，是表示仰慕之意。

而现在，毛泽东已成为胜利之师的统帅，周作人则戴着汉奸的帽子刚从监狱里保释出来，情况已是今非昔比。

共产党虽然事事与国民党对着干，凡是国民党反对的它就拥护，凡是国民党拥护的它就反对，但是，对于被国民党判过刑的汉奸，则是不会奉为上宾的。何况，周作人一向与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相对立，现在，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又会如何对待他呢？这实在是难以预料。

周作人并非不想离开大陆，事实上，还在出狱之前他就通过尤炳圻写信给台湾的林炎秋，说他获释后，想到台湾，托他设法安置。后来他之所以没有接受胡适的建议，也没通过别的途径到台湾去，那是因为：一则，他认为胡适说话不大可靠，说过的话会忘记；二则，他对国民党政府完全失望了，觉得如果离开大陆，难免会像流亡的白俄一样，要做白华，甚至会成为政治垃圾。———这些想法，后来在书信和回忆文章里，他自己都有所追述。

他也曾考虑在上海安家，但是要在上海租赁房屋来安顿这么一个大家，经济上实在不胜负担。好在北京总还有房子可住，几经权衡之后，他还是决定回北京去。

许广平：当初骂鲁迅，现在吃鲁迅

周作人于1949年8月14日回到北京，10月18日住回八道湾旧居。住房解决了，但衣食还是一个大问题。

周作人自从担任北大教授之后，虽然收入一向颇丰，但他治家无方，听凭太太信子挥霍，向来没有什么积蓄。加以定罪之后，家产大部没收，这就必须为谋食而虑了。以他现在这种身份，教书是不相宜的了；有人劝他卖字，他自忖并非书法家，也未必会有多少人来买；剩下来只有一条路，只能卖文为生。

好在周作人在文坛上熟人尚多，别人也还愿意帮他的忙，于是，他一面翻译一些作品，一面就给报刊写散文。周作人本是散文大家，而且见多识广，读书甚多，可写的东西自然不少，但当时乃兄鲁迅的地位正隆，而其早期生活又只有他最为了解，正属奇货可居也。

1922年5月23日，周作人(前排左三)与鲁迅(前排右三)在北京世界语学会合影

周作人于1923年与鲁迅决裂后，一直与之处于对立的地位，鲁迅逝世时他只马马虎虎写过两篇文章，就拒绝别人的约稿，说是以他的身份，是不便于写此类文章的。这些话，他自然不会忘记，但是，为了吃饭问题，也就顾不得身份关系，顾不得以往的声明了，就在《亦报》上大写起有关鲁迅的文章来，后来结集起来，以周遐寿的名字出版了两本书：《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这些文章，自然很有些资料价值，但是为了多拿稿费，也就难免掺进不少水分。直到1956年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时，他还写了不少有关文章，后以周启明的名字出版了一本书：《鲁迅的青年时代》。

周作人从不肯写纪念鲁迅的文章，到大写而特写，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难免贻讥于世人。许广平就讽刺他当初骂鲁迅，现在吃鲁迅。而此时，周作人实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也。

那时，他几乎是把他所占有的鲁迅资料当作钞票来使用的。周作人自己也说，他手头掌握的鲁迅资料，好比是有限的钞票，用掉一张就少一张的。所以他不肯轻易示人。曾听唐先生说过，他曾经动员周作人把所藏的鲁迅文物贡献给国家，但周作人不肯，他要慢慢地拿出来换钱的。有一次，周作人拿出一些鲁迅文物，即以安排他儿子进北京图书馆工作为条件。

有两件事，是周作人一直是解不开的死结

对于周作人来说，最难过的还不是生活上的困难，而是心理上的负担。有两件事，对于他说来，一直是解不开的死结：一是和大哥鲁迅的决裂，由兄弟怡怡变为形同参商；二是在日本占领时期担任伪职，抗日战争结束后以汉奸罪被捕判刑。

1945年12月，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

鲁迅最重兄弟情谊，当年在南京读书时所作《别诸弟诗》就可见他对兄弟的深情：“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

年轻时，鲁迅一直充当周作人的引路人，后来又为支持周作人的生活而牺牲自己的学业，提早回国谋职。周作人到北大教书，也是鲁迅引荐的。八道湾的房子买下修好后，鲁迅又把主房大院让给周作人一家住，自己则住在前院较差的房子里。

“五四”时期，他们兄弟一同成为新文化战士，二周是并提齐名的。但是，周作人却听信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妇人的谗言，把鲁迅赶出了八道湾，绝情到了极点。从此，二人走着不同的道路：鲁迅继续他的社会改革主张，成为左翼文坛的盟主；而周作人则提倡闲适小品，从叛徒变成隐士，最终堕落为汉奸。

现在，鲁迅被毛泽东誉为现代圣人、文化革命的旗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受到人们的崇敬；而周作人，则被视为民族的罪人，受到人们的指责，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劳绩，也被一笔抹煞了。两个地位原来相等的兄弟，现在一个上天，一个入地，反差实在太大。

暮年乞食，悲从中来

暮年周作人之陷入贫病交迫的窘状，也许我们可以用过去的旧案责其有自取之道，不过除此之外，我们似乎不应忘记斯时国家的特殊状况。覆巢无完卵，国家处在动荡之中，我们可以说个人的悲剧是难免的，但如果还要更进一步，说个人的悲剧简直就是活该，幸其灾乐其祸，则何其忍乎！

周作人暮年向人哀哀求告的还不止于一个章士钊，在厚厚一册《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和这位香港后辈通信的中心议题就是一个“吃”字，周旋来周旋去无非企望能从鲍氏那儿得到一些食物而已。

周作人算是美食家了，对美食深有研究。从他的经典散文《南北的茶食》、《北京的茶食》以及《知堂谈吃》可以看出来，还有《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录》一书中可以得知一些。

这周鲍二人素未谋面，鲍是周的仰慕者，而鲍在香港，周在北京，两人相差三十多岁，但两人就这样由陌生交流到十分熟悉彼此。通信时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周作人经常托鲍从香港邮寄大陆“买不到”的食品过来。而困境中的周作人对鲍只能以赠书为报。

“有一本书拟以奉赠，颇近于自己鼓吹，幸勿见笑，唯此版已难得，手头亦只余此一册矣。”其意便有以书换食品的味道。这些书后来都成为很珍贵的收藏品。

说实话，我虽然敬佩知堂的学问文章，但深觉其天性凉薄，情感上总难以和他亲近，然而每读老人暮年乞食之类的文字，仍然禁不住悲从中来，更会由知堂个人的境遇思及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

蝼蚁尚且贪生，一个人希望有一口饭吃，希望吃得好一点，不论其人是知堂还是别的什么人，也不论我等旁观者平素对他是喜欢还是憎厌，这一点可怜的要求，作为同类的我们还是应该尊重一下吧。

资料整合自网络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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